十四、第六日:重返校园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and behold, it was very good.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sixth day. -- GENESIS 1.27,31

创世的第六日,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一天,亚当.吉布森和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却发现家里出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一个连他的家人都没看出任何区别的克隆人。很快他就被人追杀,因为这世上不能有两个一样的人。他从家门口开车仓皇而逃,穿过大街小巷,闯入丛林,杀手在后面穷追不舍。他只好沿着山路往上飞奔。山上是一个大学,有一个占据了整个山头的校园。他闯到校园中心,汽车沿着阶梯飞奔而下,边上就是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是阿诺.施瓦辛格拍摄《第六日》的一个外景。当时,图书馆里的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拍摄产生的污气和人造雾气流入图书馆,造成图书馆紧急疏散,有些学生因此中毒生病了,之后通过协商,摄影组赔钱了事。这条新闻也被列为该大学最近十年发生的十件大事之一。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出国的话,可能正在这个图书馆读书而中毒。没想到,我是在十年后才拿到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重返校园,并在校报上读到这篇报道。

在此之前几年,我便有重返校园的念头,也一直想体验一下西方世界的教育体系,喝喝洋墨水。偶尔一闪的念头,令我兴奋;只因以前节奏太快,没能停下匆忙的脚步。 这不,一个经济危机,让我终于得此机会了。加拿大的福利体系完善,失业不用慌,有数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发。这是个绝好的重返校园的机会。重返校园,拿个本地学历,不仅可以增加本地公司对你的认同感,同时可以多方面提高西方语言文化的素养,更重要的是拓宽了人际网络。

加拿大不仅是个适宜生活的地方,更是个适宜读书的地方。不少人一生接受多次教育,往返校园,于是在校园里经常可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

心意一定,我即刻开始准备。第一件事就是去上雅思培训班,然后考雅思。由于之前一年一直在上英语课,且每天有四个小时,从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我轻松拿到了七分。接着申请学校,准备成绩单,学士证等资料。由于我在国内本科并非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误打误撞一直在软件行业摸打滚爬。正好趁这个机会夯实基本功,我选择了计算机第二本科。由于以前大学的有些学分可以转过来,我只需要再拿45个学分,相当于15门课就可拿到本地的本科学历。在七月份的时候同时拿到了UBC和SFU的录取通知书。考虑到SFU毕业需要的时间比UBC短,而且更灵活些:UBC必须要在一定年限内完成而且需要重考英语,而SFU则无此限制,于是我选择了SFU。体验西方教育而已,时间太长就会失去最初的兴趣。

学校位于本拿比山上,和大部分大学不同的是,它的所有教学楼依山而建,通过走廊过道相互连接,下雨的时候不用打伞也可以走遍所有教学楼。这种结构外界评价是毁誉参半。不喜欢的人说它建得像一座监狱,让人压抑;喜欢的人说它设计独特。不管怎样,已有多部好莱坞电影在这里拍摄。前面提到的《第六日》就选择此校园作为部分外景。

开学前,除了找来一部部在校园拍摄的电影看和在校园找寻一个个电影场景外,就是选课了。先上哪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学校给你排好。除了几门必修课,其他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课程。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刺激人的学习兴趣,在毕业的时候也就有所专。比如计算机系就分了六个方向,选择哪个方向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这里大学没有党组织,没有辅导员,没有班级之说,也没有班主任,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这里年级也是模糊的,根据你累计的学分来定,有时候一年级可能和四年级的上同一门课。选课,除了几门必修课,其余都是自主的,你可以选一门到六门,甚至不选一门在家休息或出去旅行也没人管你。选课可以咨询课程顾问;咨询顾问这个角色是国内没有的,他们的作用巨大,在有限的范围内权利也不小,不仅帮你选课,出谋划策,有时也可以帮你免去制度上的繁琐。她们清楚知道每门课的难易程度,每个教授的性格。机缘巧合之下,我认识了咨询顾问Daniela。她建议我第一学期只上三门,先找找感觉,她还告诉我如果其中的两门一起上,会很有挑战。她很友善,花一样的笑容让人觉得很亲切。自认为无解的问题,她总能多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选好三门课,开始了我的莘莘学子生涯。校园里人头攒动,多年之后我终于圆了重返校园的梦想,就像久旱逢甘露般畅快与兴奋。兴奋中还有一分忐忑不安,不知道加拿大的求学之路是否荆棘密布,抑或逍遥自在。

兴奋中,我自然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其实,我可以骄傲地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以前是,现在也是,最少从来都是坐在前两排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有点近视,坐在后面看不见;耳朵也不好使,坐在后面也听不清楚。然而,好学生有时也会有想逃课的时候,特别是碰到一些枯燥的必修课。这不,这学期有门课比较无趣,老师讲得更无聊,让我顿生去意。没有想到的是,几个和我同坐在第一排的同学让我180度转变想法 ,不仅积极且准时上课。

我们都知道,西方教育鼓励学生提问。学生有时候会举手提问,有时候就在教授停顿瞬间直接插进去。其中一个亚裔同学很有礼貌,从来都是先举手,得到允许再发言。一般人举手也就是伸出五指,越过头顶,大概垂直向上;他的举手姿势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以四十五度方向指向前方,而且仅用一个食指,偶尔用只笔代替。如此特别的姿势却入不了教授的法眼,教授常常看不到他的手势,或许有时故意视而不见。他就保持这个姿势几十秒,有时长达两分钟,甚是执着。终于,老师看到他了,或者不得不看到他了,让他发言。他的声音异常洪亮,无须麦克风,最后排的同学都能听清。但话语不连贯,有点口吃,同学们有的会侧头看他,有的心里为他捏一把汗。他瘦高,如电线杆,头发根根竖起。所谓怒发冲冠,就是他这般模样。他是独行侠,似乎永远没有朋友的样子,在校园里总是一个人。一天,上另外一门课的同学说班上有个奇怪的人,提问的时候……我马上接过话头说:“永远四十五度”。我们两人对视大笑。

四十五度同学并不是班上唯一特立独行的人,有一个光脚同学更胜一筹:他从来都是光着脚丫。我一直以为只有在贫穷国家才有人光脚,没有想到在经济发达的加拿大也有人光脚。我很好奇这个同学为何光脚,为了锻炼身体?脚有毛病,只能光脚?还是为了时尚?这成了我一直以来好奇的一个迷,也不知何年何月可以揭开谜底。之所以怀疑他是为了时尚,是因为他每天和另一个戴大耳环同学在一起。大耳环同学的耳环真是大,耳洞被套上一个大圆环,比啤酒盖还大。我担心他的耳朵或者耳环随时会掉下来。他们两个极度活跃,随时准备着提问。几乎是每隔一分钟就提问一次,发表一下见解,两个还不时一唱一和。老师的讲解时时被打断。活跃提问本是好事,可这样死缠烂打的提问方式实在让我头痛。我几次都有冲过去叫他们闭嘴的冲动。老师却似乎没有感到厌烦的时候,甚至还很享受,不知不觉中,课堂变成铿锵三人行。有次,一个坐在第三排的学生终于发表了所有同学的心声,“同学,你能不能让我们休息一下?”你看,英语很含蓄,想让人闭嘴,不说让他休息一下,却说成让我们休息一下。不管怎样,这个光脚同学大耳环同学了解了他的抗议之声。他们顿时静默了一刻钟。一刻钟以后,铿锵三人行又重新开始了,刚才只是广告时间。

不知何时开始,铿锵三人行演变成非常三加一,多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话不多,动作却很大,胸更大。在北美,胸大本是家常便饭,加上大动作可就效果非凡。她时不时夸张性地伸懒腰,双手合拢越过头顶,身体突然向前倾并挺胸,似乎她在练习瑜伽,活动筋骨缓解久坐的疲劳。其实我一直害怕她把桌子压破。全班同学的目光本来在在白板和笔记本之间两点一线,埋头抄笔记或抬头看板书。随着她的动作,两点一线变成了多点多线了。自此,再无人逃课。

本来枯燥的课堂,让我挣扎在是否逃课的犹豫之中,但正是这四个同学的无私奉献,让枯燥学堂增添了一抹色彩。结果,我每天都期待着这门课,想看看这个光脚同学是不是还光脚,会不会因为今天下雨而穿上鞋呢?大耳环同学会不会换一个不同颜色的更大的耳环呢?四十五度同学的会不会调整为三十度呢?大胸同学会不会有新的瑜伽姿势?

同学们的故事不断,讲台上的教授们也不逊色。他们更像是校园里的导演,导得好,校园生活也乐趣无穷;导得不好,也会给你带来苦涩。

汤姆教我们编译器原理。他手拿两罐可乐走进教室,接着关门,再大腹便便走上讲台,最后慢悠悠地跟我们说:“今天我很幸运,我塞进一罐可乐的钱,一按按钮,出来两罐。”

他上课从来不带书,也没有讲义,完全靠记忆或者即兴在白板上板书。他板书显得有些凌乱,而且字迹潦草,经常无法辨认,我很不习惯。还好,这里的教授每周都有两次,每次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办公时间用以辅导学生,以便学生当面请教。所以下课后,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问问题,他总是很耐心一一解答。除了办公时间,邮件方式答疑解惑更是普遍。我经常会发邮件问汤姆,他的回信也总是非常详细。这门课工作量相当大,需要写一个编译器,我经常需要工作到凌晨三点。以前在国内连高三都没有开过夜车,没想到在加拿大读书却经常熬夜。然而让我惊诧的是,我在凌晨两点发了一封邮件问他问题,他竟然十分钟后就回邮件了。看来,加拿大的教授不好当,要当个全天候的咨询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最后一堂课。他说:“今天,我不讲课了,我们来讲讲人生。考试不是全部,成绩单也仅仅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用。十年后,谁还会问你大学成绩如何?如果一个人只会计算机,那是很悲哀的。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比如摄影,滑雪。如果你实在很喜欢软件,可以把软件和日常生活中的爱好结合起来。”我曾看过他的个人网页,他本人很喜欢摄影和画画,而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图形学,它们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接着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一辈子都将是我的学生。以后随时可以来找我讨论有关计算机,或者关于生活的任何话题,我永远欢迎。”我想这句话是因为我而提议的。前两天我问过他,我想把课堂上的大项目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继续完善,不断加入新的功能,他是否可以继续给予辅导,他欣然应允,还热情地鼓励我,说我可以随时借他书架上的书。

期末考试的时候,他在试卷上插入几个有趣的题目。比如在是非题中,插入一题:”本教授有十个手指。”这显然是送分题,让我们舒缓一下紧张情绪。在试卷的开头还鼓励我们累了,可以伸伸懒腰,跳跳舞。

并不是每个教授都如此尽职,幽默风趣,而且像你的人生导师一样帮助你。王教授就是一个无趣的人。他来自台湾,在美国上完博士,后去新加坡做过教授,之后又在这里做教授。按理说他的英语应该是很顺溜才对,却没有想到他的英语不仅鬼佬难以听懂,就连中国人也听不懂。每个发音不对,重音不对,节奏不对,用词也不对,永远没有复数和过去时,但他电子邮件发出来的却是工整无误的。他上课对着电脑念讲义,照本宣科,仅加以少量的解释,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问问题,他需要不断查阅讲义,无法做到脱稿。并且他经常听不懂学生提问,有时需要反复几次才知道学生要问的问题,讲台下的我们经常替他着急,有时都恨不得帮他解答。他的课没有作业,只有四次小测试,一个项目,一个期末考试。这是另一类型的老师:不会教书,也不会为难学生。

王教授无趣,但不是最无趣的。我很快就在第二学期遇到一个更高级别的。当时我为了挑战自己,选了高级算法课。这门课是本科,硕士和博士混合班。因为不是本科必修课,本科生只占少数,但却是硕士博士必修课。教授P是东欧人,口音颇重,打扮却很新潮:你总是能从她身上了解到今年的流行色和最新的款式;时尚的她不带胸罩。她授课虽有条理却不清晰,讲义纯粹从课本里一段段抄过来。一次,我去她办公室问问题。她并没有让我坐下的意思,于是我就一直站着。我又回到中国式的教育方式:问问题,要罚站。看来东欧的教育理念与中国相同。P教授来加多年仍然坚守这个守则。内心无比怀念汤姆教授,我可以悠哉坐在位子上随意提问。好在当年的中国教育遗留下的功力还在,我挺了挺胸,调整一下站姿,继续我的问题之旅。不料她说,我在课堂上讲过了,意图打发我了事。我硬着头皮道:恕学生愚钝,无法领悟尊师的高论,请--再度赐教。她翻了一下眼皮,又翻了一下讲义,对着空气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并无深入之意。向来执着的我,不死心地尝试问了其它几个问题,均得到同样的惨淡下场。房间里养有两条狗,她时不时和她的两只宠物亲昵地说上一两句。我的待遇竟还不如她的宠物狗,我既气愤又无奈,只得匆匆结束我的问题,叹了一口气道:“恩,那就这样吧。”我故意没有帮她关门,径直走了,以显示我的愤怒。然后,我走进另外一头的系主任办公室投诉她为人师表,却不能答疑解惑,且态度恶劣。主任马上说:“你不是第一个进行投诉的人。”后来我也从网络评语中得知,过去的学生们都给了她极差的评价,比如“这是我见过最差的人”,“太过骄傲”,“完全不在乎学生”等等。她似乎也不在乎这些学生的评价,查看她网上介绍,估计和她发表过不少论文有些关系。有学术贡献,学校也就容忍了她的种种无理行为。

来自伊朗的博士生Oudooz是这门课的TA(TA是TeachingAssistant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教学助理,而不是助理教授),曾经在高中时获过伊朗全国体操金牌,不知道何以走上理论计算机之路,估计因两者相通之处都是台下十年功比较枯燥。她倒是很漂亮的,只是对问题总不能解释清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给我们的作业是从网上一个大学的网站抄来的,答案和网上一模一样。网上的答案说,“根据我们课堂上已证明的……”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讲那个东西,她没做任何修改就发给我们了。

于是我很担心这门课。它本来就很抽象,理论性太强,不易理解,涉及一些计算机领域最难的问题。走投无路的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视频,一个是麻省理工教授讲解的视频,一个是印度某大学制作的教学片段。看完这些免费的视频,竟也慢慢理解了许多这门课的内容。同时我找了一个博士作为学习搭档,讨论疑难问题,互通有无。

我们还需要做论文演讲,就是由P教授指定几篇论文,学生选择一篇。学习之,理解之,然后在课堂上讲给其他人听。两人一组,演讲时间45分钟。我的演讲搭档是来自埃及的一个博士生,我们选择了关于网络通讯的一篇论文。他话虽不多,在打印出来的论文边边角角写满密密麻麻的字,是个认真学习的好孩子。在演讲前几天我们每天碰头,讨论上几个小时。学习效果甚好。

从这个论文演讲中,我尝到了甜头,收获颇多。我决定在这个方面继续下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工程系教授Craig在跟N公司合作项目,这个很适合我。因我一直梦想着去N公司工作,心中暗自盘算着希望借这次论文的锲机,能认识些他们的人,为日后能进入该公司铺好路。马上去找这个Craig教授,给他看了我的简历,表达想跟他做毕业论文的愿望,他欣然应允。按照要求,我需要做一个软件项目,然后写一个论文。跟他们系的秘书奶奶一谈,她说这是她六年来第一次有外系的学生来这里做毕业论文。在最后申请之前,我问了一个此教授昔日的学生,想探一下他的底细,此学生曰:人好,有点怪,可变通。我思量着:人好,一切好商量;有点怪,哪个读书多的不怪;可变通,那我可以不时微调一下我的论文进度:因为我计划着开始找工作。就是他了。不曾想,这个“可变通”却让我的论文写作跨度整整一年。

Craig挺高大,一米九几。说话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他说话的委婉地让我觉得自己很粗鲁,他从不使用命令驱使语句,总是使用征询问句。一次,他征询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N公司开发者会议。费用可以申请由学校赞助一部分,住宿问题更好解决:可以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他的酒店费用由N公司付。我本来以为北美人与人之间距离有点远,没想到他还邀请我同居一室。又惊又喜的我连忙申请了学院补助,顺利拿到500元。然后和 他一同飞到旧金山。去旧金山的当天,我却接到N公司的面试邀请,只能推迟一周面试时间。

在旅途中, Craig的怪异让我哭笑不得。他做事毫无头绪,分不清重点, 每每让一些琐碎的事情缠住。看着他混乱的日程,让我这个曾经的项目经理,恨不得帮他排计划,让他能分清轻重缓急,有条理完成任务。他那无规划的生活态度后来严重影响我的论文进程,让我很被动。他花大部分的时间去参加各种无关紧要的会议,因而无时间修改我的论文。但看到他凌晨三点回邮件,又觉得他很可怜,于是乎,我觉得应该对他宽容一点,就再给了他两天。可是,两天过去了,他真的又没有任何消息。再给他两天吧,如此两天又两天。不知不觉间,我给他初稿后六个星期,他还没有给我任何修改意见。结果一个学期结束时,只把论文提议通过了。恰好第二学期工作忙,就申请论文暂停一学期。

第三学期,我重回战场。前两个星期, Craig一如既往。我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的论文就离开花结果遥遥无期了。无奈,只能使用国内的必杀计:连环夺命催。我一修改完,立刻给他邮件,然后跟他确定几天能答复。他一般都说一周以内。于是我一到时间,每天给他电话,直到他给我意见。我还要求每周和他见一次面,逼他给出修改意见。 论文这东西,实在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明显地,他掌握了我的生杀大权。终于在修改了七八次以后,我跟他敲定了论文答辩的时间,不管结果如何,到时都得答辩。可喜的是,答辩最后顺利通过。

上面提到去旧金山参加研发会之前接到N公司的面试邀请。回到温哥华后,我参加了他们的面试,发觉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让工作找我”的案例。那份工作似乎是专门为我而设的,按照他们的职位需求在温哥华找人,他们必然会找到我。后来我进去后,经理告诉我,他收到几个猎头推荐的几十个人,但他只面试了我一个人。我之前的工作背景,语言能力,外加在加拿大的学习经历以及这次的毕业论文,让我在面试之前就已经击败了所有人,轻松就通过了面试。

曾经有个朋友对加拿大的大学生活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让每个教授都认识你,有事没事在教授的办公时间去问问题,拓宽知识面的同时拓宽关系网;找几个学习搭档,放开胸怀,和不同族裔的人交朋友,你的交流能力特别是英语的语言能力才能提高;和咨询顾问成为朋友,你才能得到一些有关课程和教授的内部信息。

重返校园,痛并快乐着,虽然艰辛,却很值得。

那天,去一个药房买药,和一个年轻配药师聊起来,原来他是我的校友。我不禁感慨:从此,在温哥华我有很多校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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